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项研究中所作的努力以及它所汇编的宝贵实践汇编表示赞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在不断更新这些汇编，但也批评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分析所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它如何利用这些材料来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2006 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约翰·贝林格和国防部总法律顾问吉姆·海恩斯在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凯伦贝格尔的一封联名信中，根据对四项拟议规则的分析，认为该研究在评估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严谨性，例如：
不依赖“足够密集以满足‘广泛和几乎统一’的标准的国家实践来证明习惯规则的存在；
较少依赖各国在武装冲突中的行动实践和经验，而过多依赖主要反映条约义务和政策指令的手册和指南等书面材料以及联合国大会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往往没有充分重视那些受到特别影响、在参与武装冲突方 埃及资源 面有丰富经验的国家的做法；
过于频繁地省略出示法律确信的要求，并解释说可以从国家实践中推断出来；
过分重视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身的声明，这不是国家实践。
鉴于这些批评，贝林格和海恩斯建议那些参考该研究的人不要在没有进行独立分析的情况下接受既定的规则。
这些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的批评值得认真考虑。所有从业者都必须忠实于习惯国际法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规则，否则我们所负责遵守的法律将失去其权威性。未经国家同意，国家不能受国际法约束。他们的同意必须来自他们所加入的条约，或来自他们出于法律义务感而通过广泛且几乎统一的实践所创建的习惯国际法。
对于习惯性武装冲突法来说，这种谨慎尤其重要。正如迈克·施密特 (Mike Schmitt) 和肖恩·沃茨 (Sean Watts) 教授所写：
“除了各国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充分认识到作战的挑战、要求和局限性，而这些对于公平地实现军事必要性和人道之间的微妙平衡至关重要，而这种平衡贯穿于国际人道法的各个方面，并指导着国际人道法的解读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