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不确定性导致人道主义者不愿谴责或采取适当措施来对抗敌对地区对行动的限制。这反过来又鼓励冲突各方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拒绝行动或确保人道主义人员的人身安全，从而损害了最需要帮助的平民的利益。
制裁调查人员应考虑的不同方法
可以说，独立的指定标准对于制裁调查人员在事实调查中的运作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在具有独立标准的制度下，专家小组无需寻求或向安理会提供表明拒绝人道主义援助“非法”的信息。这是因为，在这些制裁制度下，只要这些阻碍符合其第七章的授权，安理会就可以实施制裁，而不管阻碍的合法性、意图、动机、目的或后果如何。换句话说，只要这些阻碍对安理会审查范围内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参与阻碍的个人和实体就可以受到制裁。
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关于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单独指定标准的制裁制度，而后者仅属于对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制裁范围，那么专家小组需要在国际人道法的范围内对阻碍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只有当阻碍行为也是侵犯人权或国际人道法或侵犯人权的行为时，阻碍行为才会成为应受制裁的罪行。
在存在独立指定标准的情况下，首先，制裁调查人员可以向联 以色列资源 合国安理会报告任何阻碍行为，包括阻碍行为根据国际人道法被认定为合法的情况。这样一来，联合国安理会就可以利用其对更广泛局势和各方的影响力来实施制裁、影响行为和政策，并及时提供援助。
其次，独立标准也增加了联合国安理会对阻碍行为责任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负责指定或制裁个人。这些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运作。这意味着，即使制裁调查人员对某些阻碍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持有条件的技术立场，不同成员国对什么构成非法阻碍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制裁建议也可能无法达成共识，尤其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例如，2018 年，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苏丹的一名指挥官实施了制裁，因为他命令其指挥下的部队“阻止人道主义物资通过尼罗河，那里有数万名平民面临饥饿，并声称粮食援助将从平民转移到民兵组织。”这导致粮食供应至少两周无法穿越尼罗河。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来证明其制裁此人的决定是合理的。
单纯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来看，在不会导致饥荒的情况下，一个合理的指挥官可能允许将物资延迟两周送达特定地理区域的平民，因为情报表明物资几乎肯定会被转移到敌人手中。指挥官可能会以采取措施确保平民是最终受益者为由为延迟辩解。虽然这只是作者的猜测，但她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南苏丹政权的指定依赖于国际人道法，那么这一特定指定可能未达到门槛。